2017年第十四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

市场的力量——我国将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来源:两岸传媒  作者:向勇  发布时间:2014-02-17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市民社会要经历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和文化社会三个阶段。文化社会是一个国家的市民社会发展的第三阶段,要求一个国家在政治治理和经济治理的基础上,要具备文化治理能力。国家文化治理,既要依托公共行政手段,又要发挥市场决定作用。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断推进深入的文化体制改革,就是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达到公平与效率兼顾的两个目标:一个是发展文化事业、构建公共文化服务普惠体系的公平与效率,一个是发展文化产业、构建文化市场竞争格局的公平与效率。中国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我国面临双重转型:从农业向工业的产业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发展转型。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也面临双重转型:自上而下的体制改革与自下而上的市场发展。这与其他文化产业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同,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伴随着跟经济体制改革一样的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主要解决文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市场化程度不高的问题。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我国深化综合改革、发挥市场决定作用擘划了宏篇巨章。全会指出在文化建设领域要“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这为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战略目标和发展方向。

一、我国文化体制十年改革的基本现状

从2003年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启动,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走过了十年的春秋岁月。文化体制改革十年的主要举措,就是发挥市场的力量,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文化市场起到文化资源的自由配置,切实满足广大民众不断增长的文化消费的旺盛需求。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和路径,就是学习国际上市场驱动、资源依托和政策引导等三种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的经验。过去十年的政策法规建设,主要是针对新闻出版业、影视业和演艺业,尤其是出版社和演艺业,制定了明确的改制进度安排和完成改制的效益标准。这些改制政策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绝大部分文化事业单位的“转企改制”,推动了国有文化企业实现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从行业开放程度来看,以前完全处于事业垄断的广播影视业、出版业和演艺业等,现在已经基本实现市场化了。当然,电视台和广播台的改革经历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制播分离,到现在的除新闻类节目外所有节目制作机构的“转企改制”,但在播出环节仍然保留事业单位的属性,改革还不彻底。

从企业资本属性来看,据有关研究,国有企业资本完全控制的行业有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业等;向社会资本部分开放的行业有演艺业、会展业、设计业和艺术品经营业等;对民营资本完全开放的行业有动漫游戏业、广告业、网络文化业和文化旅游等。我们相信,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文化产业更多行业市场开放的程度将会越来越高。2013年10月,北京市政府颁布了《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文化创意产业的若干政策》,从放宽准入行业、简化行政审批、促进事业单位“转企改制”股权多元化、盘活现有文化基础设施、运营文化共性服务平台、鼓励内容创意、建设文化集聚、培育文化品牌等方面,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参与。

从价值链贡献值来看,文化产业的价值链环节包括创意研发、生产制作和交易体验等三个环节,处在前端的内容创意利润率为45%,中间的内容制作和内容复制分别为10%和5%,后端的交易服务为40%,而我国过去文化产业的发展重点主要集中在中间环节。因此,未来的政策应着眼于如何推动从中间环节走到产业链的前端和后端环节。比如,鼓励内容原创、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和利用、加强文化品牌建设、提升服务水平、鼓励文化消费等等政策措施,都急需尽快出台。

从产业生命周期来看,过去十年以来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处于初级阶段,还处在起跑阶段,主要依靠物质文化资源的开发发展以文化旅游、节庆会展、特色园区等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产业。因此,未来政策制定的关键着眼点在于推动影音传媒、数字内容、网络文化、创意设计等新兴文化产业的发展,推动文化产业的高速增长、甚至加倍增长,推动文化产业进入稳定增长阶段和成熟发展阶段,实现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地位。

二、我国文化体制深化改革的主要举措

第一,中央各部委对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还没有形成高度的政策自觉,国家文化治理能力较弱。十八大报告提出国家“文化软实力”水平要显著增强,加快建设文化强国,就要进一步向国际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贡献成为全世界贡献的价值观念。因此,实施国家“文化立国”战略势在必行。在实施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要推行“文创造镇”、“古村维新”,借鉴日本的“文化造镇”和台湾地区的“社区总体营造”发展经验,以文化为统领,促进生产、生活与生态的和谐发展,把“文化软实力”变成“经济硬实力”。今后,政府的文化治理最重要的行政能力之一,应纳入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绩效考核。

第二,中央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的行政管理混乱、效率低下,资源浪费。按照决策、执行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原则,我国要建立一种适合文化传承创新与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治理模式,逐渐扩大文化管理部门的职能范围,实现职能有机统一的文化大部制,可以分为三个步骤来进行:第一步,整合现有的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成立一个统一的文化部;第二步,在第一步成立的文化部的基础上,再整合中国文联、国家旅游局、国家体育局,成立一个更大的文化、体育与旅游部;第三步,设立各种办事灵活的行政法人与执行机构,加强各种委员会,比如国家艺术委员会、国家艺术基金委员会的执行、调节和监督作用。

第三,我国现阶段文化产品内容审查制度急需调整变革。文学艺术的繁荣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源头活水,自下而上的民众参与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之源。多元化的市场需求是一个产业成熟与发达的标志之一。因此,我国行使多年的内容审查制度应该向分类分级的灵活管理模式转变。要营造创意氛围,鼓励基层和民间的创造性。要不断提升公民的文化素养,实施以文化消费为核心的“新生活运动”、以文化素养提升为目标的“改造国民性计划”。

第四,中央国有文化企业普遍规模小,市场化程度较低,国际竞争力不强。国有文化企业作为政府掌控的经济工具,是为了维护文化产业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发挥文化市场与政府部门间的第二守门人的第一道防线。国有文化企业不仅仅只考虑如何做大做强,而是要从国家文化利益、文化传承与价值引导的角度,维护一种文化价值的认同性、文化类型的多样性、文化内容的创造性,在文化市场中的比重适度为宜。国有文化企业应注重平台建设和渠道建设,运用资源经营、品牌经营和版权经营等模式,更多介入公共文化产品与私人文化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与准私人产品构成的新公共文化领域。这才能保证国有文化企业在自由竞争的文化市场中合法性的存在。

第五,过去我国文化产业的增长方式大多粗放低端,其重点不是放在内容创意而是放在生产制作,主要依托地方不可移动的物质文化资源,发展文化旅游作为主要的突破口。要警惕文化圈地、限制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的建设,降低对土地、技术等硬件资源的以来。未来的产业政策应着眼于如何推动从中间环节走到产业链的前后端环节。要以文化、和知识创意为生产要素、以品牌、专利、设计权和版权为经营资产,加大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力度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实施文化星光计划,鼓励“中小微”文化企业的创新发展和特色文化城镇的建设。

在上个世纪末,文化产业进入我国政府宏观管理视野,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化事件,标志着我们的执政思维开始摆脱僵化的意识形态一元思维,进入辩证主义的二元思维模式阶段,意味着我们开始正视文化的双重属性——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开始发挥文化的双重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提出“文化强国”的发展目标,标志着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文化立国的时代,开启我们以多元思维模式来看待文化发展的综合价值。文化体制改革与发展的使命就是要依托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兼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与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构建,发挥市场的力量,充分满足人民的文化消费需求和文化自由创造的双重权利,最终实现有更高精神追求的小康社会发展目标。(本文发表于《两岸传媒/文创》2014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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